原创 “哭慈母又哭严君。”毛主席与他白手起家的父亲
2024-11-14 14:30
发布于：天津市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毛泽东谈到了父亲。
他对父亲的评价不太友好，整个印象是“自私、粗暴、专制、吝啬”，很容易让人误解。
其实主席的父亲不过就是一位老式的父亲而已，性子有点烈，脾气有点暴，家乡作风，又有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的特点。
他是从负债累累，创出一片家业的。他深知穷的滋味，钱是怎么一分分积累的，难免会“吝啬”起来。
而主席也更多是站在“现象”的层面谈父亲，而不是从儿子的角度。
主席与父亲确实有很多冲突，这一点跟大多数家庭的父子一样，他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爱与尊敬，其实是很深沉的。
1910年秋天，主席外出求学时，曾经抄录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虽然一直反叛，但在离家时，却
有意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
。
他对父亲立誓，并希望父亲理解他。他内心里也可能渴望得到父亲认可。
因为他当时“看不好”父亲的一些做法，父亲对他也不满意。父亲本来是希望他有点文化，能帮他记记账，扩大家业就行。
1959年6月25日，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去拜祭父母，也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父亲得了伤寒病，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只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
言谈之间，对父母流露出深切的思念与敬爱。
真正说来，主席的父亲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一点看看他白手起家的过程就可以了。
1
主席的父亲大名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
一个农民有字有号，显然不那么简单，至少说明他早先家境不错，是有讲究的。曾经有人说，毛家的先祖毛太华，做过“武德将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天祥的后人。
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家到顺生公的时代已经很穷，家里只有七亩薄田，他父亲为了养活一家子，除了变卖土地、借债，就是得出去打工。
后来儿子长大点，就顾不得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古训，让他当兵去了。
任何人穷了，都做不得好汉。
顺生公当兵据说当了两次，而且都是在婚后。但从他17岁开始当家来看，大概是在当地当兵。
当兵是有饷银的，所以顺生公就逐渐还清了债务，回家“创业”。
也就是每天起早贪黑，种田打柴，搞点养猪、捕鱼、打草鞋的副业。
当兵不靠军功，想做到将军是不可能的，种地想发家致富，在那个年代更是做梦。但是顺生公是有脑子的人。
他读过两年私塾，能够左右开弓拨打算盘，又当兵见过世面，自然与众不同。
他首先靠精打细算，克勤克俭，有了点余粮。然后就开始把稻谷做些加工，把米卖掉，用谷糠来喂猪。
这其实很原始，并没有超出一般人的认识，只是有没有条件而已。但是顺生公就靠着小打小闹，搞活节余，不得了了。
他的“吝啬”让他保住了收入，他的投资观念让他不断出击，几年过去，他居然把父亲典当出去的田地赎回来，有了十五亩。
他从此就有了每年60担的收成，和25担节余。
但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顺生公因为活动能力大大加强，就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积累，开始押进田产，做些稻米、生猪的贩运生意了。
他很有经济意识，也很大胆，他虽然“吝啬”，却不怕投资。他后面又从老丈人的亲戚那里贷款，开始了稻谷的深加工和长途贩运。
也就是有了一个磨坊。
顺生公家里那时候雇了一长一短两个雇工，生意项目不但由稻米、生猪发展到耕牛等项，还从早先的肩挑手提，转为车载船运，由身边的银田寺，发展到了湘潭大市场。
而他也就是这时候，开始与长子产生矛盾的。
2
顺生公是吃过苦，挣扎过的人，他只认勤劳、节俭，和抓住一切机会发家致富。
所以，毛泽东6岁就开始跟着干农活了。主席长大点后喜欢抽空看书，顺生公一看就烦。他觉得这是懒惰的表现。
如果不听话，敢顶撞，那当然就是不孝。
顺生公有钱了，必须扩大家业，于是1904年，毛泽东11岁那年，顺生公就又购进七亩田地，把土地扩大到了22亩。
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毛泽东和文夫人不高兴了。
因为那七亩地是顺生公的堂弟毛菊生的，他们是血亲关系。文夫人因为毛菊生家穷，本来就一直在接济。毛菊生全家可就靠这七亩水田生活。
所以，文夫人和毛泽东就极力反对。
但是顺生公却振振有词:地是花钱买的，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关系。
而毛泽东对父亲“为富不仁”的反感，就是在那时候产生的。他后来跟斯诺说，他家里有两个“党”，他和母亲、弟弟们一党，他父亲自己一党。
但是他父亲对土地的挚爱，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是他后来为农民打天下的基础。
他找到了中国农民贫穷的根源，他要平均土地，他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地，饿不着。
他也不希望有人像他父亲一样，“只顾自己发财，全无手足之情”（建国后，他把毛菊生的儿子接到北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的。他还说，这件事让他一再思考，他因此想“彻底改造这个社会”）。
3
顺生公的创业没有幸运成分，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勤奋、节俭和精明可以概括，这里面其实是有大头脑，大决断的，并相当符合商业规则。
顺生公有了22亩地后，就不再继续购进了，所以他就停留在“富农”阶段，没有发展到“地主”。
但他并不是没能力了，而是拐弯了。
他满脑子生意经，那时候突然意识到买地远不如典地便宜、简易，而且还不用担心收成，于是就改买为典，腾出资本和精力，去专门从事他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商业活动了。
他之后不但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跟“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了商业往来。
顺生公最后的资产，据说到了二三千元，这听起来不多，其实非常可观。
因为那是清末民初的二三千元。
因为史料记载，一个北京城的四口之家，在1920年代，每月只需要12个银元，就可以维持小康生活。
因为据李敖研究，蒋介石那个继承父业，开着盐铺，兼营米面、石灰、杂货、酒类，有经理、账房、伙计、学徒、长短工多人，并号称当地“十甲福户”的父亲蒋肃庵，也不过资产二三千元。
而且顺生公还有蒋肃庵无法比拟的地方，他有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顺生公身在湖南农村，却发行了一种“毛氏货币”，当时人称“毛义顺堂”的票子。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曾经介绍过这种票子，他说：
“毛顺生很会做生意。后来，光靠银元、铜钱来周转经济不够，就自己出了一种‘义顺堂’的票子，代替货币。票子是红色的，
别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义顺堂’的就要。
”
意思就是说，顺生公的生意规模，二三千元根本周转不开，于是他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这种票子其实在清朝就有，但必须依靠足够的财力和信用，所以顺生公能够让它流通起来，而且还“别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义顺堂’的就要”，这是很神奇的。
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文九铭，对此也曾经回忆道：“用‘义顺堂’，到别的地方买10头猪不带一分钱可以赶得动；借上百块银元，走就是的；出谷没带钱，担起走就是的。”可见顺生公的票子确实不凡。
资料显示，它实际上不但流通于韶山冲，还打入了周边与顺生公有生意往来的所有店铺。
例如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银田寺的“长庆和”等。
它甚至还能够与湘乡“吉春堂”的纸票相互流通周转。
顺生公其实做牛生意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方式，他绝对是个人才。
他不断地将母牛买回来，并不是简单地饲养，或者贩卖，而是用“承包”的方式让别人养。
方法就是，牛由别人养，生了牛犊归他，养大了他再拿去卖。而那些没有能力自己买牛的养户，则既可以获得牛力，还能得到肥料的实惠。
当然，牛如果不幸夭折，损失是要双方共担的，顺生公不做吃亏的事。
总之，他这就是搞了一种不用养牛场，不用劳力，不用饲料，但规模可能越滚越大的经营方式，搁今天大概应该算互惠互利的“连锁”高手。
也难怪毛泽民会那么有经济头脑。
4
顺生公的意识、胆魄、能力，都够可以，可见他并不像他的长子说得那么简单。
但是他们父子长期以来，只能是针尖对麦芒。
毛泽东还曾经对父亲做过如此的一个画像，他说：
“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他们冲突最大的一次，是在1906年的冬至之日。
那一天顺生公在家设宴，招待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13岁的毛泽东帮忙招呼客人，但是毛泽东表现得极不情愿。
于是父亲生气了，当众指责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
结果，毛泽东当众反驳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
这当然惹得顺生公勃然大怒，但他动手的时候，儿子却转身跑了。
他不是怕挨打，而是要离家出走。
于是下面的场面就像很多家庭一样:
父亲在后面追，母亲在后面赶，父亲追上去仍旧要打，母亲则担心孩子，希望能劝说孩子向父亲认错，平息掉这场风波。
而顺生公之后，也遇到一个极大的难题。这是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也是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的感情问题:
毛泽东在一个池塘边停下了，他倔强地威胁父亲，你再过来打，我就跳下去。
……
所幸，顺生公在那个很尴尬的时刻，有妻子和朋友们在，毛泽东最后终于在母亲等人的劝解下，与父亲达成了妥协：
一，父亲不能再打他；二，他单腿跪地，向父亲赔罪。
主席是家中长子，顺生公的老式意识里，当然是父承子业，严厉管理。奈何他的儿子从小就志不在此。
所以他的能力，就只能由二儿子毛泽民继承了。
毛泽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父亲打理家业，因而练就了一副很高明的经济头脑。他之后跟随大哥出去革命，仍经常关心家里剩余的生意，他此后把生意所得，大部分都用到大哥发起的农民运动上了。
毛泽民也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商业能力，成功地运用到革命经济之上。
1922年的安源工人消费社，就是他为主创办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社。而这个消费社的周转资金，大部分靠发行股票解决。
1932年3月，毛泽民担任了中央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他在发行纸币、公债之外，又一次创造性将股票运用到苏区经济之上，使苏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稳定与发展。
只读过四年私塾的毛泽民，是他父亲之外的又一个奇迹，他在备受封锁的中央苏区不但担任了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还做了第一任钨矿总经理。
他经营的钨矿产量，在1933年多达1800吨，在1934年达到200多万元的产值。这些钨都销往香港。
长征中，毛泽民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供给工作。
到陕北，他又担任了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的部长。
1938年，毛泽民化名周彬，到盛世才把持的新疆政府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之职，是盛世才邀请的。
当时的新疆因为连年战乱，经济凋蔽，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上任后采取了调整税收、改革币制、平稳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节支开源等一系列措施，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就把新疆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
只可惜，他最后竟死于盛世才的屠刀之下。
毛家所贡献给中国革命的不仅是宝贵的生命，还是一种精神。
毛泽民手里的钱动辄百万，但他从不妄用一分钱，更无一丝贪念，顺生公辛苦打造的家业，其实也是他们兄弟共同散尽的。
顺生公去世两年后的1921年春节，毛家的长子毛泽东在火炉前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他对弟弟们说：
“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并要求弟弟立刻清理所有账目。
毛家那时候主家的是毛泽民，他执行了。
当时人家欠他们的钱，只有许多张“毛义顺堂”的票子，他们这一算了，当然也就结束了那种票子的流通。
5
主席是奔放不羁之人，他的人生主题是救国救民，他是不可能局限在狭窄天地的。
但他那时候毕竟在“尽力记账”、“小心地工作”，好“让他（父亲）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他跟父亲斗争的策略是，经常问父亲，到底干多少活就算正常？
结果他就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读书干活两不误。
而他父亲最终，也还是放他出去求学了，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
顺生公作为父亲，不过是想替儿子安排人生罢了。而主席作为儿子，反对的其实也并不是父亲这个人，而是父亲所代表的时代与社会，以及那些不合理、非正义的现象。
他之所以与母亲亲近，正是因为母亲表现出最朴素的悲悯心，而且是道德的实践者。
她在丈夫买走毛菊生的地后，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偷偷送去一些米面和腊肉。
顺生公其实也做过善事的。1919年上半年，他去参加了韶河石拱桥的义务建筑劳动，并曾经慷慨解囊。
当年捐献造桥的共计七个单位，八个个人，总金额是银洋108元。
其中个人捐款一般为一元、二元，而他名列榜首，捐了四元。
那时候的银元很值钱的，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萧瑜曾经说过，他有一次给了蔡和森母亲四元钱，这四元钱可以解决蔡母和女儿蔡畅二个月的生活费。
而这对于顺生公来说，大概代表了经济原则与公益事业的不同。
文夫人正是1919年去世的，主席得知母亲病重的时候，正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他一得信立刻就回来了。
那是4月份，他曾经把母亲接到长沙河西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一面积极请医医治，一面亲侍汤药，尽心护理。
后面母亲回了韶山，他就去长沙做了历史老师，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之年，主席在那期间做了很多大事，但也忧心忡忡，不断写信问候母亲。
10月份，主席正在忙于驱张运动，忽然收到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书，如雷轰顶，他赶紧就带着弟弟泽覃日夜兼程地往家里赶。
但是主席到家的时候，母亲已去世二天，当他听到母亲在临终之前呼唤着他的名字时，越发情难自已。
悲痛之下，主席以二副灵联，和一篇祭文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
联一：“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联二：“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而《祭母文》中，则有这样一些句子：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迩亲疏，一皆复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书汝辈，各务为良。”……
文七妹是信佛之人，她的道德在韶山广为人知，母亲从来是主席敬仰的对象。他后来在写给邹蕴真的信中说：
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损人利己的，一种是利己而不损人的，一种是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文夫人去世后，顺生公极度哀伤，那期间，主席对父亲很不放心。
他为了排解父亲的哀伤，就在回去后，请堂伯毛福生作陪，将父亲接到了长沙。
主席在这期间尽可能地陪伴照顾了父亲，并在父亲五十大寿这天，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寿宴，请来几个挚友为父亲庆寿。
这一天，他还与弟弟毛泽覃，陪父亲、伯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他们父子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
除此之外，萧三说，主席也会寄钱寄药给父亲，以示孝敬。
主席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父亲在当年的12月3日，也去世了。但是他当时因为驱张运动，正在北京与北洋政府交涉，回不来。
主席是在半年后，凑空回来拜祭的，他向二弟泽民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及丧事办理情况后，深感内疚。
顺生公的葬礼上，毛泽民曾经代大哥撰写了一副挽联，那上面写着: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
念长男更念季子，
儿曹未集去何匆。”
人生最难过的，是未见亲人最后一面，这正是主席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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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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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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