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2014年4月25日，初访。
我是在参加江苏中短篇小说研讨会的会议期间拜访黎汝清的。此前打过电话，他的家人说不便接受采访。我说，那就忽略我记者的身份，以同乡的名义，去看望老人。
冒着大雨，我在南京中山北路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17号楼。可是，这栋楼正在装修，看上去并不像有人居住。犹疑着拨出电话，还好，响了两下，就有人接听了，是黎汝清的夫人邓德云。
她挂了电话，下楼接我。80岁的老人，步态矫健。四处是装修的噪音。她说，这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像难民营。
黎汝清从屋里迎出来，极其清瘦，呵呵笑着。邓德云对我的问候解释说，他耳朵不行，听不见，谁都不认识了。但她还是冲着他的耳朵喊：你的同乡来了。
一边跟邓德云聊，我一边看黎汝清。他并不慢待，冲我笑，指着墙两侧挂着的镜框：“你看看这山，你看看这树……”我听这乡音听了40年，自然不会错听他说的每一句话，邓德云给我解释，我说不用，多么亲切的乡音啊！
屋里已谈不上有什么摆设，因为整个楼都在装修，四处透风，所谓的客厅，集中了冰箱、微波炉、老式桌椅。邓德云说，家里乱得没法接待，不过平时也不过如此。她还是理解我，说年轻人为了工作，这么执着。她说，很为我的执着感动。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聊天便敞开了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概也不只是这个原因，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月后，我再赴南京拜访黎汝清。然而，两次采访后，文章却耽搁了一年之久。2015年2月25日，黎汝清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
得知噩耗，我大吃一惊，眼前还浮现着老先生温暖的笑脸，他亲切的乡音犹在耳旁，怎么说走就走了？而我的文章还没有完成。是因为第一手的材料不够丰富？还是因为与以往的采访经历完全不同？我想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解释我的怠惰。我的良心因此备受谴责。
“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黎汝清首先要感谢的是祖母，她虽然没文化，但很会讲故事。
父亲是木匠，有时会去城里买些旧书。买回什么书，黎汝清就看什么书，不光自己看，还念给别人听。
在学校，黎汝清最怕督学。因为督学一来，同学们就被弄得很紧张，复习课文、打扫卫生。
而就是这个严厉的督学，在看了黎汝清的作文之后，也赞赏地拍拍他的脑袋说：“不错，不错。”那篇作文是《秋来了》——
“秋来了，柳叶黄了，西风一吹，落叶纷飞，好像一群群金鱼在空中飘游。榆叶却由青变红变紫，飘落下来，像蝴蝶飞向花丛……”
黎汝清在本村小学刚上完四年级，日军就占领了县城。学校解散了，他到王厨村上了一天半私塾，因为想家，退了学。
那时的黎汝清曾经对乡村教师和中医先生非常崇敬，但是因为一个本族哥哥让他帮忙读了几本书，他被那些故事深深吸引，那几本书是《巧合奇冤》《绿牡丹》《杨家将》《水浒传》《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
黎汝清像个贪馋的人，饥不择食，见到什么都想啃两口，生吞活剥，咀嚼一番。这也养成了他一种好读书的自学习惯。因为没有老师，许多不懂的地方靠自己去想。
1943年7月，村里小学的王老师，把黎汝清和黎同兴两人约到学校，交给他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加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七七”讲演团，到本区十几所学校巡回讲演。
此时，黎汝清离开学校已经4年了。可是，本村的小学在1942年恢复，都是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所以讲演团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俩身上。
到了演讲团，他们傻了眼，因为大多数代表都在15岁以下，黎汝清15岁，勉强可以。黎同兴就不行了，18岁，一点儿也不像学生。
于是，黎汝清这个“候补演员”只好登台了。
一个演讲者的诗歌把黎汝清深深地吸引住了，那首诗的题目是《祖国——母亲》。那次演讲会打开了黎汝清的眼界，使他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渐渐地对那些武侠小说淡漠了。
村里由抗日政府设了个邮递站，那里有三种报纸：《渤海日报》《曙光报》《前锋报》，这些报纸上有副刊，上面有新诗，文艺通讯和故事，还有漫画和谜语，这些都是黎汝清喜欢的。
后来，谢东泉来到黎汝清家里养病，他曾在《曙光》报社当过记者。黎汝清从他那里知道了《殷夫诗选》，也知道了普希金、高尔基和莱蒙托夫。
尤其是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对黎汝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
请坚信你们高傲的容忍。
这辛酸的劳苦，并非徒然，
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首诗带给黎汝清信念，让他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时都满怀希望，满怀信心。
1944年，黎汝清16岁。他非常向往新的斗争生活，可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的他，要参加工作，必须突破家庭阻拦这道难关。尤其是，和祖母难舍难分，黎汝清为此十分苦恼。
这时正好有两个同学来找黎汝清，说是抗日政府在纯化镇办了一所中学，叫耀南中学分校。这是一所抗日政府创办的培养初级干部的公费学校，入校之后就算参加抗日工作了。
黎汝清决定跟随两个同学去投考，他的语文得了全校最高分，98分。
在耀南中学分校，黎汝清只读了3个月的书，便去做拥参（动员大参军）工作，之后又被正式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工作，后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宣教干事。
黎汝清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上海解放后，他在上海警备区任宣传股副股长。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妻子邓德云。
“从认识开始我们就这样平淡，越平淡感情越深厚”
邓德云17岁时进入文化教员班，后考上了上海俄专（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去学校报到之后，就住在学校。开学后第一个周末，有人回家了，邓德云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无处可去，就回到部队想再看看战友。
没想到，曾经在部队做文化教员的邓德云被站岗的门卫拦住了。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过去自己教的兵都走了，新上岗的兵又一个都不认识。邓德云被拦在门外，心里很难过。门卫问她找谁？她脑海中第一个蹦出了黎汝清。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黎汝清像老大哥，爱讲笑话，对所有人都很好。
“我在会客单上写了黎汝清，找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见面，我就哭了，说真是人一走茶就凉！他笑嘻嘻地说，结婚吧，结婚就有个家了。”
就这样，邓德云的履历上便有了清楚的记载：1951年参军，1954年考上大学，1955年元旦结婚。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黎汝清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丈夫。他经常出差，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写信，下一站到什么地方，也会写信告诉妻子，邓德云的下一封信就寄到那个地方。
“送别”在影视作品中是个缠绵的情节，但对他们而言却稀松平常。黎汝清每次都走得匆匆，每次分别邓德云都没有去送过，回来也没有接过。
“从认识开始我们就这样平淡，越平淡感情越深厚。”邓德云说，她最遗憾的是黎汝清给自己写的72封信。很多信都是诗歌，有的华美，有的深情，也有的谈工作。起初，她珍藏着这些信件，可是到“文革”时都烧掉了。
“听一个故事他就能写一部小说”
结婚之前，邓德云和黎汝清就养成了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她会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告诉黎汝清，有时候他听了就能写出故事来。
邓德云曾给黎汝清讲过一个故事，她的同学（出身军阀家庭）交代家庭历史时，讲到家里复杂的情况，痛哭流涕，班里12个学员也跟着一起哭，没想到后来却遭到批评，说她们没有阶级立场。
黎汝清觉得这个材料很好，当即访问了这位同学的大哥晋怀岩，并就此写出《故园暮色》《故园夜雨》《故园晨曦》。
“听一个故事他就能写一部小说。”邓德云说，《春雷》就是黎汝清出差时，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研究防火材料的专家，他便就此写了《春雷》，反映科学家的艰苦奋斗。
黎汝清想象力丰富，但很多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并非自己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南京军区新四军的才子很多，但是很多东西，人家故意避开不写，他却从来不打折扣地接受任务。
但是，到底承担了哪些不得不承担的事情，黎汝清不说，邓德云也不问。因为他从来不评价别人。
1966年10月10日，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呼啸地向钱塘江大桥驶来，守桥的卫士蔡永祥看到前方有一根木头横在轨道上，于是飞奔过去把木头掀离，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蔡永祥的牺牲一下子成为全国的大事。当时，江青要求宣传力度超过《欧阳海之歌》。于是，中央马上派工作组到杭州，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蔡永祥的光辉事迹。
一开始，金敬迈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说写不出来，任务又交给了黎汝清。
黎汝清提出对浙江地区不熟悉，于是组织上调了两个人来帮忙，一个是郭明伦，浙江省军区的干部；另一个是任斌武，当他们的助手。
要写人物，黎汝清认为应该从童年写起，他主动承担了从童年到入伍之前的写作，另外的同志承担蔡永祥在浙江的情况。
结果黎汝清写了27万字，入伍之后的内容却迟迟没有完成。
因为写了之后发现了大问题：谁放的这根木头？调查费了很大劲，也没搞清楚，案子一直未破。
但是，材料整理完了，要向江青汇报。黎汝清提心吊胆，带着他写的27万字和公安部的调查材料一起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不破案，这个英雄事迹不能落实。
江青没发火。黎汝清把27万字丢在那里，回到了南京。南京军区怕黎汝清受迫害，为了保护他，派他到越南，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后，“文革”也接近尾声，黎汝清才又回到南京。
“南京到北京，《海岛女民兵》”
很多人劝黎汝清写自传，他说太早了。邓德云半开玩笑说：“我替你写！”黎汝清也笑着说：“你笔力不行！”
其实，邓德云心里明白，自己还真写不了，“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不是那块料。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常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女人，在黎汝清身边，也帮着抄抄写写多年。
文化大进军时，邓德云是铁路运输学校的教员。黎汝清业余时间创作《海岛女民兵》，邓德云则帮他用格子纸抄。
抄完后，邓德云将手稿送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了很久被退了稿。在这之前，黎汝清在上海发表了很多作品，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长篇小说被退稿，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
后来，这部书稿在北京出版，一下子成为黎汝清的成名作，这部依据洞头女子民兵连事迹创作的作品，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全国都流行一句话：“南京到北京，《海岛女民兵》。”
那个时候，《海岛女民兵》被改编成各类剧种。邓德云就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叶至诚夫妇，他们把作品改编成话剧，赵青夫妻俩也来了，将作品改编成舞剧。
《海岛女民兵》火了，找黎汝清约稿的人多了。
出了名，黎汝清也不觉得兴奋。他不喝酒不抽烟，不爱吃不爱玩，是个工作狂。从1958年开始专业创作，他每年都有一部长篇问世，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最高产的作家。
黎汝清写作一般都很顺利，有时候一天写七八千字。他为人很好，很容易跟人家谈得来。很多编辑愿意找黎汝清约稿，因为人家一约，他就答应，然后就拼命写。
有的编辑到家里跟黎汝清约稿，说走的时候要交给我！黎汝清就说：“好，好！”等编辑走的时候，果然就能交。
有时候和出版社签合同，黎汝清脑子里的作品只是个想法或者雏形，也可能只是一个提纲，但这并不会对他的创作构成障碍，更不会影响作品质量。
这种倚马可待的功夫是黎汝清从小练就的。在上海警卫区当党委秘书时，领导喝茶的工夫，他就把简报写出来，写完领导签字，很快发到报纸上。
废寝忘食是经常的事情，不写完不睡觉。吃饭时，邓德云在外面敲窗子，一次又一次，饭都热了好几遍。黎汝清不在乎吃剩饭，对生活没什么要求。
在家人的印象中，黎汝清老是穿军装，他认为军装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壁橱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
2014年5月10日，再访。
这一次，遇见了黎汝清的儿子黎军。
黎军所理解的父亲，和母亲全然不同。他说：“父亲退得太快了。他是正人君子，非常豁达。有一次回老家，他曾经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我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有些人认为还不错，仅此而已。”
黎军对父亲的作品很感兴趣,最早的时候，他看过《皖南事变》的初稿，并和父亲交流过意见，大概讲了七点看法。
书出版后，父亲到北京开作品研讨会，会后他对黎军讲：“你说的七点，研讨会上提到五点。”黎军感觉到，父亲对此很高兴。
从《皖南事变》之后，黎汝清写了《碧血黄沙》、浮沉三部曲（《故园暮色》《故园夜雨》《故园晨曦》）等，黎军认为，比较好的作品是《黄洋界上》。
“他做了能做的事情。而且因为他的豁达和简单，对很多事情看得很淡。在军队作家群里，中国革命史里涵盖的所有阶段，从最早的作品《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一直到《湘江之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都写到了。”黎军说，父亲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
《海岛女民兵》就是依据洞头女子民兵连的事迹创作的。黎汝清曾于1964年到1965年两次去洞头，和女子连、驻军六连结下了深厚友谊。
小说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海防前线的一座小岛上，一支女民兵队伍在党的旗帜指引下，以顽强的英勇精神，进行反特剿匪、保家卫国、成长壮大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海霞”，就是女子连英雄群体的代表，同心岛就是洞头岛，书中的半屏、北岙镇、东沙等都是洞头的真实地名，而且很多情节都是从女子连身上直接采撷下来的。
黎汝清很要强，出海前没坐过海船，吐得连坐都坐不住，却从来不喊一个“苦”字。
1987年之后，黎汝清相继完成奠定他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领域重要地位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
军事历史研究专家朱清泽评价说——
“与其他作家相比，黎汝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败仗，一部是长征期间的《湘江之战》，一部是《西路军》（《碧血黄沙》），还有一部就是《皖南事变》。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与敌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而黎汝清写的这三部历史性小说，则总结了我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深刻，对人民的启迪也特别深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感谢黎汝清同志对总结我军历史经验教训所作出的贡献。”
“一旦存疑，我必探求。”这是黎汝清在创作上的追求。他的写作很苦，对于史实材料总是一点一点、一年一年地查。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黎汝清的写作特别注重深入采访，注重搜集一线的革命历史资料。
1987年，59岁的黎汝清写出《皖南事变》，引起很多争议，也遭到人身攻击。《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发表后，他完成了革命战争题材的“三大悲剧”。
《皖南事变》《湘江之战》……无论写哪一段战争，黎汝清都将敌我材料研究得很彻底，不愿意有一点假，否则他觉得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良心。他生性耿直，做人和做事从不违背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他写东西很自信。家里人多，他就在壁橱里搞个台灯写。他经常讲，壁橱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黎军说，父亲从来没说过自己对哪一部作品满意，也很少自己评价。
黎汝清滴酒不沾。有一次情况特殊，他调到南京后，参加春节会餐，司令员许世友给每个桌敬酒，走到黎汝清这一桌时就说：“听说黎汝清不喝酒……男子汉不喝酒？我不信！”
胡石言跟黎汝清一桌，赶紧说，医生不让他喝。许世友说，那就别喝了！尴尬就这样过去了。
黎汝清从来不过生日，一是因为生日似乎从来没搞清楚过，母亲说他属龙，1928年出生，档案里却是1927年4月；二是因为过生日比较麻烦。
黎汝清跟家乡的感情很深。但凡老家山东博兴来人，不管认识不认识，来了就招待，他从来不让人觉得离开了家乡就忘了本。
“你是最好的护理员”
“我们是非常平淡的夫妻。我照顾他，像个护工——真是个护工，基本不离开他。”黎汝清生病之后，邓德云在医院陪护，夜里就靠一张行军床；回家之后更是不离左右，她怕黎汝清跌跤，常常是黎汝清翻个身她就能醒。
“我很普通，他到现在也叫我小邓。从医院回来后他说，我准备上火葬场了，送走了我你再走。你是最好的护理员。我说，我知道，我有责任把你送走。”邓德云说，黎汝清一向脾气很好，结婚五十周年时，孩子们都回家凑热闹，她讲了两句，说争争吵吵五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黎汝清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是你吵啊，我可没跟你吵过！”
的确，在这个家里，邓德云是一家之主，因为过去黎汝清一年有八个月在出差，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支撑。
“最高司令员”——这是黎汝清对妻子的尊称。
黎汝清喜欢讲笑话，很幽默。当年在上海，邓德云在闹市区钱包被偷，回到家她故意发火，心想一发火黎汝清可能就不会说她了。丢了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黎汝清反而安慰她说：“明天早上还你个钱包。”
怎么还呢？写诗，黎汝清写得快，一晚上就写一首，第二天就拿着诗歌对邓德云说，稿费够你买钱包了。
5年前，邓德云跌了一跤，手腕骨折，洗脸吃饭都是黎汝清帮忙。老伴儿嫌他太笨，他讲：“对一个82岁的男护士，不要要求太高。”老伴儿一笑，就过去了。
进入老年，黎汝清的视力不行了，记性也不好了，但是仍然坚持看报纸，不看心里难过。有时候，他的脑子很清晰，总说：“我是没用的人了！”有时候，他也看电视剧，看着不大合理就说：“要是我就不这么写。”
黎汝清常常会有些想法冒出来。大多数时候，他看儿童节目、体育节目、动物世界、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他做梦都会讲抗战的事情。新闻是必然的，歌舞则是从打仗的时候起就喜欢看的。
邓德云曾多次劝黎汝清写自传，他不写，说：“还早。”他想先完成那些不吐不快的战争题材作品。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邓德云没有料到的。
黎汝清原本打算去医院看看，再回来完成自己的心中大业。
没想到，黎汝清从医院出来，就没有机会再握笔了。
骨折？老年性痴呆？
邓德云至今仍不明白，她猜测有可能是过度治疗。黎汝清是因为腰疼去的医院。他疼得大汗淋漓，疼得“生不如死”。
医生建议黎汝清用一种药，15万元，需自费。邓德云没犹豫。她说，只要能治好病，多贵也要用。可是，医生接着说，周恩来是这种病，撒切尔也是这种病，如果能治好，不早就拿给他们治了吗？
邓德云明白了，索性放弃。
是不是保姆给黎汝清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邓德云每次回家，都看到黎汝清处在昏迷状态。那段时间，他没怎么醒过。可是当他醒来时，基本成为“废人”。
清醒的时候，黎汝清常常对老伴儿说：“我成废人了，也不能写，也不能干，还要拖累你。”
那时，黎汝清只认识邓德云一个人。孩子们回来看他，他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当然也有“狡猾”的时候，来人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他笑道：“咋不认识，老战友！”
“老战友”这三个字，把什么都包括了。
邓德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她的语气很平淡，却让我一再哽咽。
采访结束，我希望黎汝清能为我签名。邓德云说，试试吧，不知道能不能写。她对着黎汝清的耳朵说：“写你的名字啊，好好写！”
“写黎汝清啊？”他拿起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黎……”邓德云很高兴，捏着我的胳膊说，不错，今天不错，还能写！
可是，他写下的是“黎汝镇”。
“重新写。”邓德云说，“好好写。”
“我写的就是黎汝清啊！”黎汝清说着，还是听话地又重写了一遍。
这回写对了。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