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8年7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传承与改革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笔者有幸与会。由于多年厕身殡葬改革研究，笔者发现，很少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知名学者，更是少之又少。个中原因有很多，传统的对丧葬事务的忌讳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也便如此，对于当下的殡葬改革而言，学术界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自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召开首届尼山礼乐文明论坛关注并讨论中国的殡葬改革开始，这已是该研究室第二次组织专门会议。会议筹办人赵法生研究员在会上更是谈到，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殡葬管理条例》修订之际，因此学界自不能作壁上观、等闲视之。相关学者这一关注现实的强烈“入世”精神，已足够引起人们的敬意。
这次会议与去年的尼山礼乐文明论坛一脉相承的是，与会学者对儒家传统丧葬礼仪价值的强调及其当代价值的阐发。传统丧礼和当代改革，可说是这次会议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会上学者指出正是传统丧礼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了日常伦理教化的功能，同时也使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绵延不绝。此外，这次会议也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除了个别学者仍坚持要回归古礼外，多数学者认为传统的丧葬礼仪在当代礼乐文明的构建中一定要“因革损益”。相对于去年的尼山论坛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进步，也是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传统”成为了现代化的一大包袱，遭到批判乃至扬弃。这一鄙弃“传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并与国家领导人带头倡导火葬具有密切的关联。为了改变国家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尽可能地将有限的物质财富和所有的人力资源集中于现代化建设，新生的国家政权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组织等形式在现实层面着意清除宗族、家族等小共同体障碍，将民众统一纳入国家这一大共同体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的价值已不再体现于光宗耀祖和延续家族血脉，而是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上。这反映在丧葬活动中就是要一切从简、节俭至上，并在殡葬礼仪上实现从传统丧礼向以召开追悼会为主的现代追悼仪式的转化。换句话说，丧葬活动中原有的对家族、宗教的文化认同，逐渐被国家认同所取代。客观地讲，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是没有意义。
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解体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兴，民众逐渐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在国家对个人事务的影响力逐渐退缩的情形下，丧葬活动向传统回归也就成为了逻辑之中的事情。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界定人生的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元多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府部门还在坚持原有的殡葬改革理念，并在仪式上愈趋简化。由此一来，民众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丧葬仪式的不满便不难理解。可以说，国家的殡葬改革理念和民众的现实生活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紧张状态。并且，随着近三十年来经济条件的好转以及个人权利意识的张扬，这种紧张关系也越来越不易缓解。
时至今日，无论是从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发挥家庭、家族对于优良家风的培育功能，还是从当前国家提倡传统文化的复兴来说，对传统丧葬礼仪进行因革损益从而为时代所用都是可以理解的。时代的发展，也要求丧葬活动的意义体现在国家认同之外，也应给家庭、家族的文化认同留有足够的空间。与此同时，也更应该尊重并满足人的情感上的需要。那么，一度以“破除千年旧俗”为特征的殡葬改革应当如何对接传统，也便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重大命题。会上一些学者的报告，也让笔者不禁对传统应如何因革损益产生了一些思考。
首先，不得不说学者们对传统丧礼中人文价值的强调，的确凸显了当前殡葬改革过于追求经济价值而导致人本主义缺失的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殡葬礼仪的重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既然多数人都清楚，完全复古照搬照抄传统丧葬礼仪是行不通的，那么当前的殡葬礼仪重建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传统”呢？众所周知，面对传统我们自应秉持“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精神和态度。那么，什么是“粗”和“芜”，什么又是“精”和“真”？对此，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不仅深刻制约着当前殡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府部门的改革思维。
比如，对于《殡葬管理条例》的修订来说，殡葬业者、学者和民间不止一次呼吁应增加优秀传统丧葬文化传承的内容，但相关建议却并未被完全采纳。对于这一点，政府部门并不是不清楚。只是由于在殡葬理念上和传统的巨大差异，导致政府部门更多考虑的还是如何维持住几十年来的以经济节俭为主要特征的殡葬改革成果。显然，这也是一种思维定势。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对何为优秀丧葬传统的认知上缺乏明确共识，使得政府部门意识到在相关问题上一旦拿捏不准则很有可能会引起反弹，数十年来的改革成果会“付诸东流”。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我们在什么是优秀的传统丧葬文化等基本问题上言说不清，将直接影响政府部门是否能够给“传统”留有空间以及留有多大空间。
此外，在这次会议上，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在汇报时，曾结合自己的调查向与会者提出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问题：即当占人口极少数的学者们“发思古之幽情”想方设法来复兴甚至全面回归儒家丧葬礼仪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占了人口90％多的、在现代社会中孤独感十足的社会民众，他们的头脑中想的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三四十年后的中国大陆社会，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位女博士生的问题很直接，也很有质疑的勇气。这其实也为殡葬改革对接传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传统丧礼的传承一定要与现实相适应，或者说要“接地气”。儒家传统的丧葬礼仪确实不失其时代价值，但毕竟当前的中国大陆处于一个文化断裂、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做到传统与现实的有效接榫？如果不考虑到社会现实和广大民众的内心需求，传统丧葬礼仪的复兴将会流于部分文人雅士们的孤芳自赏、自我玩味，其范围和前景也是可想而知的。
研讨会上，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台湾地区学者介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丧葬礼俗的报告。其中，新加坡华人对传统孝服进行了改良，创造出了现代版的“五服”制度。从中不难看出，尽管海外华人保留了很多的殡葬文化传统，但其自身也是一直处在不断地因革损益之中的。
笔者一直认为，当代中国殡葬改革的活力在民间和基层。只要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制度空间，传统的或者经过一番变革后的丧葬礼仪再现于世人面前并不是不可能。笔者数年前在广西南宁市殡仪馆调研时，便曾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服务项目。壮族的丧葬传统中一直有佛教信仰的影响，即使到了现在，这一影响还在。近年来，南宁市殡仪馆根据这一传统推出了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新式服务项目。即经过较为复杂的技术控制，将逝者的头盖骨部位烧制成为一个“佛头”状存留物。与此同时，殡仪馆积极地引导民众放弃其它骨灰。南宁市殡仪馆推出的这一项目，既尊重了民众的传统意愿，又推动了当地的殡葬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创新。对于民间和基层组织的这种创造活力，是不可小视的。
南宁市殡仪馆在推出这一项目时，自然也有经济上的考量。这一服务项目，属于选择性项目。可以说，只要政策允许，殡葬服务单位对传统丧葬礼俗完全可以推陈出新。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也要注意矫枉过正。
笔者曾在2011年11月随同事到台湾地区调研殡葬服务。期间便颇受触动。实在没有想到现代化程度远超大陆的台湾地区，传统的殡葬礼仪竟然保留的如此完整。台湾地区的殡葬服务既讲求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力图有所创新。精致化的殡葬服务、人文化的后续关怀，处处体现着台湾地区殡葬服务的高水准。对于殡葬服务公司来说，殡葬服务项目的开展尽管个中不乏利益驱使的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尊严和严肃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反观大陆地区的殡仪馆，殡葬服务的开展仍相对有限，服务水准也相对较低，显然台湾地区殡葬服务的精致化对提高大陆地区殡葬服务水准来说具有着积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不过，台湾地区的殡仪服务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台湾地区的纳骨塔价格不高，一般家庭都能承担，但是在殡葬礼仪的花费上显然是个大头。为了赚取利润，殡仪服务公司将丧葬礼仪尽量精细化、繁琐化。由此一来，民众的花费便越来越多。比如，在生活节奏快速运转的当代社会，殡葬礼仪公司推出的许多项目逝者亲属并不能亲力亲为，只能由服务人员代为办理。在这一过程之中，逝者亲属基本上是不在场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某礼仪公司的职工在交流时说尽管目前项目已很多了，但还在为细化礼仪而翻阅经典文献。
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殡葬礼仪的确够“传统”，但这种精细化的礼仪也未免有些走过了头。了解台湾地区殡葬业的人士曾多次言及，在台湾地区并不存在“葬不起”的问题，而是存在“殡不起”的问题。台湾地区的事例提醒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制度空间，传统的礼仪并不是不能复兴甚至回归。但是，这不免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显然，那也是不足取的。
总之，传统的丧葬礼仪文化，的确是构建现代殡葬礼仪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并且，这一资源本身在部分民间地区仍然有着比较广泛的基础。因此，如何汲取传统的文化资源为现代所用，如何实现当代殡葬改革与传统的有效对接，显然需要政府部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深入思考和多方尝试。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前的殡葬改革已进入深化期，对于殡葬改革的理念、目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认识，或许可能对下一步殡葬事业的发展更为有益。对此，学术界正可以一展身手。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对于学术界而言，也要多和殡葬业界合作，从书斋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多做调研考察，这样可能对实际问题的把握和建议会更为深切一些。习近平总书记说，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或许，这同样地适应于有志于推动殡葬改革现状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