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望东西|赵海涛：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网3月17日讯（记者 葛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实证，二里头遗址以其“最早的中国”之姿，为全球早期国家演进研究贡献了独特的东亚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在专访中系统阐释了其多重价值：其一，二里头开创了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模式，以“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平民外围”的多网格式都城布局，通过礼制整合空间秩序，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与两河流域的军事扩张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其礼乐文明以“器以藏礼”为核心，青铜爵、斝等酒器与绿松石龙形器构建“金玉共振”祭祀体系，确立宴享治国的治理逻辑，资源垄断与技术控制彰显王权集中；其三，多元文化融合特征显著，吸纳东方玉礼器、西北青铜冶铸技术及南方绿松石工艺，并辐射至三星堆、越南等地，形成跨区域文化认同圈，奠定“多元一体”文明基因；其四，近年古城村发现的壕沟与墙垣遗迹挑战“大都无城”传统认知，提示早期都城防御体系或需重新审视。
二里头的制度创新与文化辐射，不仅为商周礼乐文明奠基，更以“有中心的多元”模式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注入核心动能。这座3800年前的王朝都城，正以持续的考古发现重塑我们对早期国家形态的认知。
以下为文字访谈实录：
中国网：二里头对理解人类早期国家演进有何独特贡献？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诞生是中原地区出现的最早的王朝国家，这在全球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制度范式上的创新，二里头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多网格式的都城布局模式，通过道路和墙垣建构物理秩序，形成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平民外围”向心式的结构，这种多网格式的布局，更加强调空间秩序的等级化控制，而且是有礼制方面的创造和整合，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模式、制度有很大的不同。
再一个方面就是礼制文明的奠基，我们研究二里头的诞生过程，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二里头文化特别强调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它通过“居天下之中”的建都制度，方正规整的宫城、宫室制度，还有青铜礼乐制度等等，构建了“器以藏礼”的礼乐文明，以宴享，而不是以战争来维系权力联盟的治理模式。这也和其他地区可能比较强调军事扩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个方面，二里头文化特别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我们从二里头文化的诞生、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二里头因为处在天下之中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广泛地吸收了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东方的一些玉礼器，陶礼器，还有它的丧葬礼仪制度。来自于长江中游的绿松石器，还有玉器的新颖的形式，还有玉器的种类，还有来自于西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
来自于可能很遥远的海热带海洋的海贝等等的各个方向的这些先进文化因素，就是这种文化因素，成为二里头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成为二里头文化整合四方的重要体现。这和两河流域，还有其他地区的，单一的文化来源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它是主要是通过礼制文化的辐射，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来实现它的文化影响的。
我们从考古方向上来看，二里头的陶礼器可以见于内蒙古赤峰地区，见于江浙地区，见于安徽，还见于长江中游的四川三星堆。二里头的铜牌饰，见于甘肃，见于三星堆。它的牙璋为代表的玉礼器可见于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还有四川三星堆，甚至一直到了越南的北部。这些区域显然不是二里头的分布区，也不是它的控制区，很有可能就是二里头先进的文化被这些地区接受、学习，主动地去融合二里头的礼器，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说明东亚地区可能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构建出来一个最早的文化认同圈。这种有中心的、多元的模式，为我们理解早期文明互动提供了一个东亚范式，开创了早期国家治理的新的路径。
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而且这些制度被商、周文明继承，成为商、周文明发展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基础。
多个网格里边都有贵族居住，还有墓葬。里边“居葬合一”体现出社会组织的构成多元、复杂，家族可能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二里头位居天下之中，多网格式布局，宫殿区居中，说明文献中“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营国城郭”“井井有序”的记载，是由二里头文化建立，并被商代继承的这些制度作为基础的。
中国网：二里头如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基因？
赵海涛：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包括酒器，还有兵器，酒器有铜爵、铜斝、铜盉，兵器有铜戈、铜钺，这些青铜礼器都是从技术上还有功能上实现了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整合。
文化上主要对二里头陶礼器重新的一个组合，技术上主要吸收了西北地区的铸铜技术，从而创造出来二里头青铜礼器的主要种类，还有它的造型以及使用青铜礼器的文化。二里头的铜铃和绿松石牌饰、绿松石龙相组合，形成了“金玉共振”的祭祀体系，这么就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初步形成了礼乐文明、礼乐制度，并且这种礼乐文明，礼乐制度被商周文明继承，绿松石龙，还有铜牌饰，它的创造同样体现出来，二里头对多元文化技术，它的吸收，他的融合，当然还有它的创新。
绿松石龙，成为二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礼器，是二里头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头这些以铜礼器、绿松石龙为代表的礼器，以及礼乐制度被商代、周代继承，并且向南方很大地域形成了辐射和影响，推动了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说明二里头时期是一个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个从多元到一体的重大的转折时期，也说明二里头文化它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一个核心，一个引领者，非常高的一个地位。
中国网：二里头如何体现早期王朝的统治逻辑？
赵海涛：二里头都城规划采用多网格式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择中建都”“中轴对称”，还有“建中立极”制度的先河。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它的面积最大，环绕宫殿区的道路最宽，而且形成时间最早，周围环绕着包括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还有贵族居住区等。再往外则是一般的居民活动区，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向心式”布局的特征，体现出王权的至高无上，表明二里头已经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祭祀区布局在宫殿区的北侧，体现了对祭祀权力还有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包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加工作坊的官营作坊区，布置在宫殿区的南侧，体现了王室对核心、战略资源的主要的控制。环绕在宫殿区之外的贵族聚集区有多个网格，他们内部是居葬合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汇聚，多元的融汇特征，“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管理模式。上述的种种布局体现出来，二里头文化，它的社会构成方面多元融汇，社会管理方面规范有序，并且通过严谨、规整的空间，规划制度化、系统化的呈现，应该说是物理空间和社会制度的深度融合体现。
中国网：酒器等物质遗存如何反映夏文化的治理模式？
赵海涛：我们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莉教授团队合作，在一些酒器的内壁检测出来有酒的成分，说明了它们确实是酒器。这些酒器的种类包括了酿制，储存，加热，饮用的多种类型，成系列、制作精。在铜器方面，爵、斝、盉等酒器占据主导位置，特别是铜爵的数量最多，是核心的礼器。
铜兵器中体量比较大的，戈、钺，它也属于仪仗类的礼器，数量比较多的镞对铜的消耗量远远要小于这些比较大的礼器，凸显出当时资源向日常的礼仪活动来倾斜。铸造青铜礼器，它需要很复杂的技术，还有跨区域的资源的调配。铸铜作坊，它位于宫殿区南侧，酿酒的原料，水稻、小麦，主要见于宫殿区内侧，酒器主要是出土在宫殿区，还有贵族的聚集区，一般的聚落里边很少能够见到这种器类，说明这个酒器它属于礼器。
说明王权对于稀有资源、技术还有它的产品的垄断和支配。上述的情况说明，二里头礼器以有宴享功能的酒器，而不是战争的兵器为核心，贵族阶层通过日常的宴享转化为展示权力、地位的工具。那么呈现出就是祭祀先于兵戎的一种现象，反映出二里头文化以宴享礼制为核心，通过资源垄断、等级分化和社会仪式制度化，初步形成了以“礼乐治国”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治理模式，为商周发达的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网：学界对“大都无城”争论不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争议？
赵海涛：许宏先生他根据二里头遗址，还有殷墟、周原、丰镐等这些主要都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提出了“大都无城”的认识，认为这是二里头至西周时期都城的主流形式。这个观点是对以往的考古发现的一个归纳、总结。以往的考古工作，是局部的、阶段性的，这些大的都城遗址，还有大量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展，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二里头外围可能有壕沟，可能有这个城墙。周原遗址的外围可能有大城。考古学，它是一门探索未知的学科，新发现能够促使我们学界重新思考以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对于二里头来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二里头北侧的古城村遗址的发现的壕沟、城墙的继续勘探，还有对二里头遗址外围的勘探、发掘的力度，同时对古城村以北，还有古城村以南，洛河以及其他的古代水系地貌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了解古城村的壕沟、墙垣，它的本体的范围、走向、时代，以及它们围合起来的空间范围，还有它里边的内涵等等。了解二里头遗址外围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规整的边界，是不是有城墙、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还有就是二里头遗址和古城村遗址，他们隔河相望，它的主要遗迹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遗址？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力争来解决二里头遗址它的外围到底有没有城墙、壕沟这样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探索早期王朝国家的形态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中国网：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如何在二里头发掘中协同互补？
赵海涛：传统的考古技术和现代科技在二里头的考古发掘、研究中，应该说是目标一致，协同互补，密不可分的。传统考古必须采用现代科技，从而提升信息提取、问题阐释的能力。科技考古也必须依靠田野考古，数据解释必须回到田野的出土单位来理解它的文化背景，并且赋予它考古的科学的意义。所以说，传统考古和现代科技只有紧密结合，协同互补，才能够拓展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增强研究的信度，丰富研究的内涵，活化研究的场景，从而实现复原当时人类生活、社会状况，解析人类文化，社会发展历程，探索社会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规律的目标。
中国网：在短视频时代，考古工作者应如何让3800年前的文明“破圈”？
赵海涛：学术的严谨和大众普及、传播的通俗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应该是共生的关系。学术研究为传播提供了知识的根基和质量的保证，大众的传播，则是通过新的表达形式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学术内涵和价值，尽量应该通过通俗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我们在对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筹建的过程中，尽量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二里头这些特别重要的文化内涵，它的价值给展示、传播出来，尽量实现学术价值和通俗传播的统一、共生。
我们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呢，就是力争创新技术手段，把这些考古的重要内容，重要内涵，以短视频的形式来表现，让这个社会大众在短视频中间能够感受到二里头文化它的辉煌，它的灿烂。
中国网：对年轻一代考古人，您最希望传递怎样的精神？
赵海涛：我从事考古工作有20多年，基本上都是在二里头遗址度过的，我想我们这个从事考古工作，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坚守田野。那么田野可以说是我们考古的生命线和我们研究还有阐释的一个源泉，只有从田野上把各种考古现象梳理清楚，我们以后的考古研究才能有一个可靠的，丰富的，准确的一个基础。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像二里头遗址等这些大的都城遗址，它需要几代的考古学家，甚至几十代的考古学家团结协作，坚持奋斗，不断地去接力，不断去传承，才能够把这个考古工作做好。
还有就是任何一个考古工作，特别是像二里头这样大的都城遗址，它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多种学科，多个学者的共同参与，包括发掘，包括研究，包括阐释，包括它的宣传，包括它的利用等等，需要我们有集体，也是有大局意识。
另外一个，我觉得做好考古工作，用许宏老师的话说，就是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了。现在考古它必须是跟传统考古，必须跟多种学科合作，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去来研究考古材料，去对它进行产阐释。
还有就是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这么一种信心和责任，也要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这么一种胸怀和气度。既要为考古工作去尽心尽力的做出自己的贡献，也要认识到这个考工作一代人只能做好一代人的事情，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就是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够去做好发掘、研究，既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又要忍住好奇心。不能为了获取一定的结果，而对这个考古遗址进行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破坏。
中国网：您在二里头的20多年田野工作中，如何理解考古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
赵海涛：200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之后，我就加入到了许宏老师领导的二里头工作队。从田野工作入手，就是刮地层，画剖面。从最基本的田野工作做起，当时因为研究人员只有我和许宏老师，还要承担起很多跟农民打交道，还要跟地方的政府打交道，还要承担很多杂物，就是在白天工作之外，晚上还要看书，还要整理资料，还要写材料，就是这么一点点过来。当时尽管比较辛苦，也很高兴的，因为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先生，是我同县的前辈老乡，二里头遗址又是在中国文明史上，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能到二里头遗址工作非常幸运。所以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好田野工作，做好资料整理工作，做好学习器物，还有写作论文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总之就是一直在这踏踏实实的摸爬滚打，那么能在二里头遗址工作应该说是二里头这些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我有一个召唤。
考古工作，它是一个探索未知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永远没法预测我们下一步或者以后会发现什么重要的成果。所以我们对我们脚下未发掘的这一片土地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揭开二里头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