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革命功臣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终结局如何？
2025-02-06 19:59
发布于：山西省
1979年，一架从巴基斯坦起飞的国际航班降落在北京。
舷梯上走下的旅客中，有一位神情疲惫、身体虚弱的老人。他的名字在越南家喻户晓，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越南革命的功臣——黄文欢。
此时的黄文欢已经不再是民族英雄，与祖国彻底决裂后，他秘密逃离越南，只身来到中国。
从投身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战火，到参与越南共和国的缔造，再到担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背井离乡的黄文欢，又为何选择中国作为他最后的归宿？
黄文欢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
黄文欢出生于109年。1930年，黄文欢在巴黎留学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受国际工人运动和反殖民斗争思潮的影响。
他参与了越南爱国留学生组织的活动，接触到越南民族独立斗争的先驱者们，逐渐受到启迪并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方向。同年，他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一决定使他踏上了革命道路。
在法国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任何革命活动都会受到严密监控。
黄文欢只能秘密联系分散在各地的革命骨干，通过手写传单、秘密集会等形式传播党的纲领。他经常在深夜翻过狭窄的小巷，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将革命的声音传递给更多被压迫的群体。
除了面对殖民当局的高压，黄文欢还需要解决党内关于斗争方向和策略的分歧。
在革命的早期，印度支那境内的各支力量并未完全统一，出现了不同主张。有的主张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权利，试图在既有的权力体系中寻求改变；有的则坚持以武装斗争推翻殖民统治。
黄文欢通过调研和分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他敏锐地认识到，殖民者绝不会主动让渡权力给被压迫的民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彻底推翻殖民结构，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他在党内会议中始终坚持这一方向，尽管有时会因激烈的争论而感到压力，但他明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与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一起，整合内部力量，推动党内统一。
边境线的抗争
1935年3月，黄文欢抵达中国。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国内各方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分裂，而外部的侵略威胁也让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
黄文欢在南京开始了工作，与散落在中国各地的越南爱国者会面，试图整合这些资源，为抗击法国殖民的斗争提供支持。
随后，他辗转至长沙和昆明，继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长沙，他发现这里聚集着一批以留学生和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流亡越南人，他们保留着浓厚的家国情怀。黄文欢通过定期的讨论和教育活动，将这些散落在外的爱国者逐步吸纳进越南革命组织。
至1939年，黄文欢因在国际上的革命联系和统筹能力突出，被任命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工作部委员。
他在中国继续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通过各种途径将信息与资源传递回越南。他协助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建立了一条越中之间的密切联络网络。
1941年，黄文欢接受了组织的指派，从中国内地深入到中越边境的靖西地区。当时，这里是革命力量与殖民地警察以及日伪势力交织控制的区域，形势极为复杂。
由于黄文欢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合作，这让国民党方面格外警觉。
1941年，国民党的特务终于对黄文欢下了手，将其逮捕。
1942年获释后，黄文欢迅速回归工作，按照胡志明的指示，他返回到越南北部的高平和谅山等地区。这些地方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便于开展隐秘的革命工作。
他与当地的同志们通力协作，依托这些地区的山地条件，策划并参与建设了高平解放区。
越南独立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194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黄文欢以其关键的组织能力和实地经验被推举为中央委员，同时被任命为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
越北解放区既是印度支那革命的思想策源地，也是一线战斗的前沿阵地。
8月，反法抗日的斗争形势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迅速发展。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越南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黄文欢作为越北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号召各地进行起义。
他联合地方党组织成立军队，规划作战区域，并在有限的条件下集中资源，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斗争准备。
起义期间，各地的民众在他的组织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庞大力量。黄文欢协调这些队伍，在短时间内接管了许多乡村和城镇，将地方权力从殖民势力手中转移到解放区。
他极为注重后勤支持，从粮食分配到武器制造都考虑周全，对部队的稳定和作战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起义爆发的命令传达到最前线时，黄文欢协调的解放区民众与武装力量迅速行动，冲破法国殖民当局残留的控制，全面接管区域内的行政机构。
在短短几个月内，越南全境的大部分地区脱离了殖民桎梏，国民欢呼之声此起彼伏。
革命胜利后，1995年4月30日，越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黄文欢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卫国军总政治委员。
他不仅负责国防建设，还主导军政事务的融合。
在学习与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他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思路，强调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相结合，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到抗击殖民者的斗争中。
1949年，中国的新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胜利后，新中国率先承认了越南民族共和国的地位，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独立的国家。
首任驻华大使
1950年，黄文欢出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作为越南民族共和国与新中国外交纽带的关键人物，他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
初来北京，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与中国官员接洽，通报越南的独立斗争进展，同时了解中国在国内建设与外交方面的经验。
彼时的中国刚刚从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中开始复苏，即便如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不遗余力支持越南抗法斗争的决定。
在与中方的紧密互动中，黄文欢常常参与两国高层间的会议，这些会议围绕战略支援、物资分配以及军事协调展开。
从武器运输到军队培训，从越南干部的思想教育到战时资源的直接援助，中国提供的帮助是全方位的，而越南抗法的战局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八年任期结束，黄文欢回到越南。
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革命一直保持一定的团结，但随着抗法斗争的结束和建国后的发展，多股新兴政治势力逐渐显露野心，尤其以黎笋为首的派系开始争夺话语权。
相比胡志明秉持的国际主义立场，黎笋的政治路线明显趋于独断，对中国的顾虑和不信任也逐渐加深。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黄文欢的亲中立场使他与黎笋阵营的观点渐行渐远。
黎笋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渐提升，特别是在胡志明健康状况恶化后，黎笋集团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国家的关键部门。在对中国认知的分歧上，他与黄文欢的矛盾尤为尖锐。
胡志明去世后，黎笋迅速抓住了越南党内的主导权。他在越共四大中成功地掌控局面，将大量亲中派的干部边缘化，逐步推行反华政策。
黄文欢成为黎笋集团打压的目标之一，他被分配到次要岗位甚至受到监视。
政治流亡
1979年，黄文欢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经过多方努力，他最终获准以治病为名离开越南，前往东德治疗。过程中，黎笋的当局派人随行监视，试图防止任何意外发生。
但在途经巴基斯坦时，黄文欢凭借机智的安排和老友的帮助，成功脱离监视人员的控制。他借用这个绝佳的机会，通过秘密渠道登上前往中国的飞机，最终抵达北京。
来到北京后，中国政府迅即为黄文欢安排了接待与治疗。
数周后，他在北京举行公开的记者招待会，正式揭露了黎笋当局推行亲苏反华政策的内幕。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会上详细披露了胡志明遗嘱被篡改的情况。
他指出黎笋在胡志明临终后的政治操作，尤其是在遗嘱中故意删减了关键内容，从而掩盖了胡志明生前对中越友谊的坚持。
刚刚落脚的黄文欢彻底病倒。
随即，黄文欢被送到了301医院。经过检查后，医生确诊他竟然已经患上了晚期肺癌。此前在越南时，他有过多次检查，均被误诊为其他疾病，仅仅只是简单的治疗了一下，因此延误了病情。
中方为他安排了顶尖的治疗团队，给予他尽可能全面的医疗支持。
黄文欢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疗，在中国度过了12年的时光。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身心也变得愉悦起来。越南国内却掀起了一场针对他的政治风暴。
越南当局将黄文欢定性为“叛国投敌”，越南的报纸公然将黄文欢称作“叛国者”，并对他的形象大肆攻击。
黄文欢选择不再沉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致全国同胞书》，直言不讳地批评越南当局的反华政策，指责他们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的霸权行为。
这番犀利的发言让越南当局大为震怒，惊慌失措之下，他们迅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将“是否认清新形势、是否反华”作为衡量党员政治觉悟的标准。
越南方面恼羞成怒，不仅将他开除党籍，还在1980年对他作出了荒唐的“死刑判决”。
黄文欢表示，黎笋等人背离了真正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而他将继续捍卫中越革命友谊，毫不妥协。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黄文欢完成了一份简短的遗嘱，取名为《几句嘱咐》。1991年，86岁的黄文欢再次病倒。
这一次病情较重，虽然我方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器官功能逐渐衰竭，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86岁。
他的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宝山作为中国的革命圣地，多了一个越南革命者的名字。
